真我就在自我之中，不离自我而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实现自我，才能实现真我，这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点。
由于传统哲学以人为中心，以主体实践为最高原则，以自我实现为目的，这就决定了它并不关心来世和彼岸的幸福，只求现世的幸福。从已发到未发，是从自为到自在的认识过程，是一种自觉的本体体验。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又是它的归宿。王弼主张以无为本、以无为体，他所谓无，实际上是庄子道的进一步发展。名家的衰落，标志着他们所代表的思维方式没有被社会所接受，因此没有成为中国的传统思维。在传统哲学看来，人之所以为人之性离不开心，性就是心的本质存在或心之所以为心者。这种智慧的一个特点是，否定一般对象知识，直接把握道体。
《乐记》提出仁近于乐，义近于礼的命题，把哀乐之情和仁联系起来，不仅说明体验活动的重要性，而且具有人学形上学的性质。理学形上思维的特点是，形上不离形下，本体不离现象，普遍不离特殊，一般不离个别，它要求在具体的现实中把握形而上之理。中国哲学思维方式，不限于主体思维，还有其他方面的特征，比如整体思维、意象思维、直觉思维、辩证思维等等，但我认为，主体思维是最根本的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说，主体思维支配、决定了其他思维方式。
不过，用某些西方化的概念来概括中国哲学的内涵，是否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最近听到有些关于您的新著《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的议论，我也抱有这样的疑问，即用主体思维来解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否合适？ 答：首先，有一个概念界定的问题。朱熹作为理学集大成者，虽有自己的独创和发明，但他并没有离开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根本立场，他的心性学说同样是道德主体论或道德形上论。天人合一固然反映了农业自然经济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和愿望，但它的根本意义在于解决人的心灵问题，在于安排人的精神生活问题。但这决不是什么用国粹填补价值真空。
境界问题不是我提出来的，当代学者早有人提出过，但我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是试图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但它又有共同性、一致性（不是脾性相投），因为人有共同的本性。
他虽然承认程、朱一系有其理论贡献，但毕竟不是儒家真传，不是道德自律论者，而是他律论者，偏离了儒学正宗。记者：学术研究尤其是中国人对中国哲学文化的研究，客观性立场是十分重要的。而小程、朱熹则是别子为宗，上承《大学》，代表了横贯系统。从根本上说，它是讲心灵境界的，而不是讲认识问题或其他问题的。
它是精神生活的问题，是心灵的问题。有人把儒学称为儒教，特别在海外，这种说法比较流行。这里的自然就是自然界，包括自在的自然与属人的自然。这种境界是整体性的，也是有不同层次的，其中有美学境界（如道家所谓天地之大美、至乐，儒家所谓圣人之乐）、道德境界（如道家所说的德，儒家所说的仁）、真理境界（如道家所说的真，儒家所说的诚），甚至包括宗教境界（如道家所说的神人，儒家所说的神圣）。
他认为，只有陆、王直承孔、孟，再加上大程、胡宏到刘宗周一系，都是纵贯系统，是道德自律论者。当代生态伦理学出现之后，有人很自然地想到中国的天人合一说，认为它是讲人与环境（即属人的自然）保持平衡，在当代社会具有现实意义。
冯友兰先生生前说过，中国哲学的永久性价值，就在于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另一种观点认为，天人合一是讲生态伦理，海内外都有这种看法。
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并使用主体思维这一概念的。记者：依我看这4个阶段大致是循着由点到面、由个别向一般的路径发展的。似乎您的研究重点和兴趣发生了一些变化？ 答 ：是的，自80年代以来，我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大体可分为4个阶段。人物皆禀天地之理以为性，在天为命，在人为性，道生之，德畜之，如此等等，都是讲天人合一之学的。可否说，境界是心灵存在经过自我提升所达到的一种界域和境地。过去对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研究不够，涉及这个问题者，往往以主客不分、缺乏主体性视之。
记者：如你所言，中国传统思想更重视价值主体或者说道德主体。其次，主体思维是我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过程中提出来的。
所谓完成理想人格，实际上就是实现某种理想境界。也就是说，儒家哲学中有一种宗教精神。
我认为，天人合一是一个内容广泛而有不同层次的命题或观念，可容纳上述的部分内容（不是全部），但它的真正含义并不在此，或主要不在于此。他甚至把朱熹说成横摄的存有论者，这同冯友兰先生的看法不谋而合了。
您刚才谈到心性问题，显然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也可以称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特征。它虽然讲主客统一（统一于主体），却并没有将二者混同，抹杀二者的界限。这是心灵自身之事，不是依靠外在的某种东西。（访谈人：干春松） 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心灵哲学 。
如同语言一样，它是客观化的主观性，或主观性的客观化。境界也可以说是意向活动所造之地，同行为、实践有密切联系，它不是靠理论思辨实现的，而是靠实践功夫实现的，中国哲学之所以强调功夫，意义即在于此。
曾陆续发表过一些文章，比如对先秦的孔子、魏晋的郭象、宋代的朱熹、近代的冯友兰，都作过一些个案研究，也写过一些总论性的文章。记者：说到中国文化没有宗教，我倒想提一个老问题：儒家是一种宗教还是哲学？在现阶段如何看待儒家在未来社会尤其是现阶段的作用？ 答：这是一个大问题，对于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的人来说，更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但您的《中国心性论》一书是在台湾出版的，很多人并没有见过，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观点吧。记者：谈到境界问题，自然会使人联想起中国哲学另一重要命题即天人合一，现今有很多学者对这一命题作了许多发挥。
作为一个现代人，还要不要提高精神境界？要不要高尚的情操、情趣和情调？心灵境界与市场竞争是不是不相容？人的价值究竟是什么？这类问题正是中国哲学能够切入现实的焦点问题之一，具有深层意义。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洞见。最近一个时期，我考虑较多的是情感问题，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说，情感问题能不能作为哲学问题去研究？或者只是心理学的问题？中国文化是重情的文化，它与中国哲学有何关系？而中国哲学所说的情，又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甚至涉及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比如心物关系，就是一种主客关系，万物皆备于我、心外无物、尽其性以尽物之性等等，并不是如同某些人所说，是存在即被感知的主观唯心论，也不是主客不分、物我混同的无主体哲学。
这就是中国文化没有宗教的真正原因。二是对海外新儒家所作的一种回应。
这样一种学说，在未来社会中必有其积极价值，尤其在当今人们普遍感到精神家园失落的情况下，儒学能不能提供一种精神资源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如同人的情感，既是个人的，又有共同性。
理学心性论固然有一个历史的发展和建构的过程，但它的根源却存在于中国传统哲学之中。通过这一类的研究，或许能揭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点，也有助于解决中国哲学走向未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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